[3](P162)在杨时看来，王安石新学最大的弊病即是将道一分为二，其论天人相分及由此引论的已物相分、内外相分等都是不知道的体现。

高石子说，我离开卫国，当然符合道义，老师不是教导说，天下无道，仁士不处其厚么？卫君无道，我当然不能为了爵禄在那苟且混饭吃。所以，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是，民众授权给部分有能力的人，来处理民众之间和社会事务。

宋神宗想必是天爵之君了？欧阳修，羞不羞呢？儒啊，都是认君做父，忠孝于君父的。所以说，儒家及其学说，是违背华夏传统的心术而已。《非儒》 真正传承华夏传统的是先秦时的墨家和墨学。而墨学里讲的天子，三公，诸侯国君，里长，乡长都是政长，即都是执政者。《荀子》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处则静，呼则应，是似响也。而我一直讲，墨学即常识。并说：有了逻辑学的这个定义，也就有了衡量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的标准。

我给逻辑学下的定义是：形式逻辑就是一门以满足正确思维必要条件的思维形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中国古代之缺乏系统化的能力，连最宝爱中国古文化的新儒家也直言不讳。[17]（P16）这个最伟大的发明就受益于他的半形式化的抽象能力。不过，后一种逻辑观形同虚设，作者在衡量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时，实际上是以前一种逻辑观作为标准，所谓思维形式指的是思维形态，而不是以变项取代思维形态中的具体概念或具体命题的结果。

马文的主张涉及一个问题：在中国古代名辩理论与逻辑学的比较研究中，据西释中的诠释方法是否具有合法性或合理性？这实质上就是逻辑学是否具有全人类性的问题。显然，马文的假言命题不是从历史的实证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而是为预设的中国古代逻辑学度身定做的皇帝的新衣。

次要研究对象是概念、命题、论证等思维形态。充足理由律是演绎逻辑的规律，只有演绎逻辑才有逻辑规律可言。此前，以广义的思维形式作为研究对象的逻辑观支配了苏联哲学界，从这种逻辑观出发，人们得出逻辑学是上层建筑因而有阶级性的结论，《哲学问题》杂志发表的《逻辑问题讨论总结》起了拨乱反正的作用，指出：思维的形式和规律……不是基础上面的上层建筑，所以没有阶级性，而具有全人类的性质。请问：《小取》的逻辑学系统是公理系统还是自然推理系统？它的公理和基本推理规则是什么？又有哪些永真式或有效的推理形式作为定理？我不相信马文的作者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因为所谓《小取》的逻辑学系统纯属子虚乌有，在《小取》的文本中根本就找不到一个永真式或有效的推理形式，又何来逻辑学系统？ 如果还要追问何以中国古代的逻辑思维不能发展出半形式化和系统化两种能力，那就要从中国文化的终极关怀寻找根源，对此，我已有专文作答。

（1）逻辑学的特性即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决定逻辑学的建立需要非同一般的抽象思维能力，就是用变项代替思维形态中的具体概念或具体命题，从思维形态中抽象出思维形式的能力，即半形式化的抽象思维能力（我曾称之为抽象化的能力[15]）。[6]（P141）这是推理形式的定义，也就是推理形式的普遍标准——放之四海而皆准。且让我们剖析几段引文： 1.马文说：两千年的传统逻辑发展史也足以证明，逻辑学是关于思维形式（概念形式、命题形式、推理形式、论证形式等）及其规律的科学。柏拉图的时代属于前逻辑学时代，因为逻辑学尚未产生。

并且把以变项取代思维形态中的具体概念或具体命题，当作建立思维形式的基本手段。从我看来，马文的失误在于忽视了从逻辑思维发展为逻辑学必经的中间阶段，就是逻辑思想的形成。

[10]（P31）有人说：巴门尼德最先表述了同一律。该书对思维形式的狭义解释的一个重要发展是：把变项包括概念变项与命题变项引入思维形式的概念，当作思维形式的必要的组成部分。

如果推理形式名符其实，那么它的构成部分或者以它作为部分、因素而构成的整体，就不能是思维形态。所以，马文关于逻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推理形式的观点，与次要研究对象是概念、命题、论证等思维形态的观点互相矛盾。公孙龙也没有忘记以正名实而化天下的政治目的。[15] 四、余论：为据西释中的合法性辩护 最后，还应该对马文提出的应彻底摒弃‘据西释中论的主张作出回应。随着争论的深化，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不同逻辑观的交锋。希腊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就经历过逻辑思想形成的阶段。

[5]（P349）这种观点在我国获得广泛的认同和进一步的发展。综上所述，马文实际上混合了两种不同的逻辑观，一种以广义的思维形式作为研究对象，另一种以狭义的思维形式作为研究对象。

匈牙利逻辑学家贝拉·弗格拉希就是这种逻辑观的一个代表，他同样认为：逻辑学是关于思维的形式和规律性的科学。我说过，中国古代有逻辑思维，但无论在质或量方面都得不到充分的发展，一个局限是缺乏抽象化的能力（即缺乏半形式化的抽象能力），证据是：没有任何古代思想家运用过引入变项的方法，将有效的推理形式从具体推理中抽象出来。

三、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名与实：逻辑学其名，逻辑思想其实 马文的症结在于：由两种思维形式的混淆导致逻辑学与逻辑思想的混淆，结果把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说成中国古代逻辑学。《﹤墨经﹥的语言分析》，《.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首先区分了思维形态与思维形式两个用语，把概念、判断、推理与论证称为思维形态，[6]（P19）把不含具体内容的思维形式界定为形式逻辑的主要研究对象。对推理形式的论述可以有不同形式，西方传统逻辑的论述方式是一种形式，中国古代逻辑完全用自然语言来说明推理形式也是一种形式。［9］马文的原话是：说逻辑学不属于意识形态，没有阶级性，这是就逻辑学经过了两千年的发展，特别是自数理逻辑形成，逻辑学从哲学中完全脱离出来以后才是如此的……在古代有关逻辑学的著作中，包含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不仅是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广义的思维形式是指反映客观现实的思维形态，包括概念、命题（判断）、推理和论证，它们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

罗素在评价巴门尼德时说：人们常常说他曾创造了逻辑，但他真正创造的却是基于逻辑的形而上学。时至今日，还要辩论逻辑学有没有阶级性的问题，令人悲哀。

总而言之，由思维形态构成的理论是逻辑思想，由思维形式构成的理论才是逻辑学。如果以概念作为推理形式的细胞，以命题作为推理形式的前提和结论，那么推理形式就变为具体推理，所谓推理形式不过空有其名。

所以，所谓衡量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的标准本身就包含双重标准。《从诠释学看墨辩研究的逻辑学范式》，《学术研究》2005年第1期（该文被译成英文，刊载于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 2007年第2期）。

中国古代有无逻辑学的百年争论之所以是非难定，撇开非理性的原因不说，就有一个纯学理原因，就是在基本逻辑观即对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的看法方面存在重大分歧。这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假言命题，等值于：普通思维发展成熟（即具备三个标志），当且仅当逻辑学产生。［5］巴克拉节 等.逻辑问题讨论集[C].北京：三联书店,1954. ［6］金岳霖主编.形式逻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程仲棠.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 ［8］可以用字母作为变项，也可以用表示次序的语词作为变项，例如，斯多葛派就用序数词第一、第二、第三作为命题变项，严复在《穆勒名学》的翻译中则用天干甲、乙、丙作为概念变项，这些语词已改变了原义，而被赋予新义，即表示任意的命题或普遍概念，具有形式语言的性质。[12]（P78）罗素说得对，基于逻辑的形而上学包含了逻辑思想，但不属于逻辑学。

不过，只是表面文章，问题在于作者不了解传统逻辑的思维形式是用变项代替思维形态中的具体概念或具体命题的结果，所以全文没有一句提及变项，不含变项的所谓概念形式、命题形式、推理形式、论证形式，全部是空话。百家争鸣的局面，早在柏拉图之前已经由泰勒斯、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等哲学家奠定。

真理还是谎言，不取决于重复的次数。有的人却偏要给全人类的、世界性的逻辑学扣上西方的帽子，视为异己、异端，这是自外于人类文明，自外于世界学术，是义和团心态在学术上的表现。

这就导致双重标准：在衡量有无推理形式的研究时，以思维形式的狭义解释为准。这不过是以讹传讹的老生常谈，用不含变项的自然语言只能表述不含变项的具体推理，而不可能刻画含变项的推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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