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李总理强调协调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这么一个大国要强大，要靠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国家的本钱，要发展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您如何看待我国制造业的现状？ 张军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业绩。

两面夹击，只有奋力突围，才能杀出一条血路来，化挑战为机遇，抢占新一轮制造业竞争制高点。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和负面清单管理，落实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推进制造业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一是要加快制造业创新能力和体系建设，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制造业创新体系。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整合资源、形成合力，实施若干重大工程，有针对性地实现跨越和赶超。从国内看，以往的低要素成本优势正在逐步减弱，资源环境约束明显强化，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自主创新能力问题凸显，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神舟十号载人飞船、蛟龙载人潜水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超级计算机、高铁设备、高压输变电设备、百万千瓦级超超临界火电机组、万米深海石油钻探设备等一大批重大装备的诞生，显示出巨大的制造能力和创新潜力。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也是发展之要。亚投行的成立是对美国多年来要求中国扮演 负责任利益相关者的测试，但是美国对银行创立过程的反应，却被认为更像中国怀疑的 遏制中国崛起 的典型心态。

亚洲国家缺乏自己的金融制度安排，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长期资本。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对《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对此提议持正面的态度，共同融资在国际金融组织间是非常普遍的操作模式。

不过实际上，在5月7日将举行的英国国会选举中，保守党和工党在支持率上几乎是不分轩轾，选举结果预料不会对加入亚投行与否造成影响。弗罗斯特认为，这对中美关系将可能造成不良影响。

经济外交已经愈发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工具，中国近年来在这方面多走双边路线，面临的风险不断上升。在国际机构中，常驻董事会主要负责机构的日常运作事宜，除了宪章中规定的必须由理事会作出决策的事宜——例如股权分配的变化、成员国加入或退出等，日常工作如核准管理预算、复核并批准所有的政策文件和全部贷款、股权和技术援助项目等都由常驻董事会执行。董事会是否真能起作用，不在于常驻，在于其职责。转折出现在3月12日，英国政府宣布申请宣布加入亚投行。

根据张明估算，亚洲国家目前大约有62万亿美元的私人资本。上述消息人士透露，在董事席位分配上会根据GDP水平，同时也需要兼顾区域平衡。此外，丝绸之路、两洋铁路等超大型基础设施工程，工期耗时长，横跨多个区域，中国单方面需承受的风险压力过大。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

美国国务院也会从外交角度提出意见，不过财政部在这类议题上不愿意接受指挥，需要白宫层级的国家安全会议进行整合。但实际上，现有多边开发银行也一直在完善其相关政策、推行重大改革。

林特纳在截稿前未回应《财经》采访要求。此后一直到今年3月12日，都只有零星国家加入，除新西兰外，还都是亚洲国家的自娱自乐。

建立一整套制度、秩序和机制，或许还需要10年甚至20年的探索与磨合期。亚行行长中尾武彦近日也表示，亚投行向亚行咨询的事项包括基础设施业务的招标规则和物资的采购方法等，同时亚行开始与中方共享经验、技术和专业知识，并在实际成立后考虑与亚投行展开合作。以亚投行为代表的，是一系列中国提出或参与的金融安排——金砖国家发展银行、丝路基金，再加上较早时候提出的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构想，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对《财经》记者分析，中国提出的这一系列金融安排，主要目的是用于弥补严重滞后的亚洲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在此层面上寻求区域内国家和外部国家的利益共同点，并扩大合作空间。这位布雷顿森林体系设计者之一的英国代表独具慧眼，可惜力不从心，美国的力量占了上风。不少西方国家分析人士认为，筹备期间聘请他为法律总顾问，这一招实在高明，一开始就让世人领会到亚投行的用人之道。虽然世界银行由美国一手建立，其把控的否决权备受诟病，但在日常运作中世行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

就此，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强调，我们要更多考虑到，亚投行是一个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多边开发机构，需要考虑他们的诉求，而西方提出一些的规则，中国并不认为是最佳的。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在先后出访东南亚时提出了筹建亚投行的倡议。

亚洲地区并不缺乏资金，缺少的只是融资机制，因此需要搭建一个专门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以充分利用本地区充裕的储蓄。成立亚投行难，把亚投行办成一流的有良好治理机制的多边机构更难。

一位有着丰富国际组织工作经验的人士表示。中国政府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希望借由多边机制，分散风险。

以搬迁补偿标准为例，会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出发，将以实效而非标准的高低作为检验标准。不过由于美国和日本两大经济体并未加入亚投行，根据GDP水平和出资实力，中国在前期仍会拥有事实上的否决权。中国这样一个新手，能否把自己的战略意图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的需求和利益相结合，能否娴熟得与已有的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结合好，这期间将充满博弈，中国也会在博弈中不断权衡取舍。亚投行的成功接下来面临着如何制定各方都能接受的规则、如何制定标准、如何提高投融资效率等挑战，更重要的是，中国能够将开放、协商和合作的多边理念作为广泛共识，在日常运作中保持亚投行的独立性。

由于这是中国第一次主导多边机制，欧美国家对中国政府是否将依循国际标准和原则，或意图将该银行当成推进外交利益的媒介始终特别关注。而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为主推动的以基建投资为重心的开发性金融模式则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

据《财经》记者了解，作为一个初创的多边开发银行，初始融资成本高一些是可以接受的，亚投行还可以通过集约管理成本等方法弥补。印尼财长近期先于香港表达了首都雅加达希望和北京竞争成为亚投行总部的意愿（而实际上在2014年10月的《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中，已经确定北京为总部所在地）， 后又表示印尼至少该得到副行长的位置。

据《财经》记者了解，日本在决定是否加入的过程中，更在乎的是能否和中国在银行内平起平坐，毕竟日本还未能接受在亚洲当老二。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秘书长金立群在3月22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上表示，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量大，实施周期长，收入流不确定等因素，私人部门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存在难度。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0年完成改革方案，经过各国理事批准，但是被美国一票否决，搁置至今。相较于世行、亚行等多边开发机构创建之时，如今交通和通讯等条件大为改善，董事们即使身处各方亦能实现顺畅沟通，加之日常需要董事会决策的事务也大为减少，出于行政效率和精简机构考虑，亚投行决定不设置常驻董事会。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表示，亚投行将按域内和域外划分其成员，随着成员国数量的逐步增加，每一个成员的股份比例都会相应下降。亚投行在组织架构的一个重要创新是不设常驻董事会。

亚洲的区域性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早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就已显露无遗，亚洲国家间的货币错配、亚洲金融市场的债务期限错配，以及金融结构的错配至今仍然影响着亚洲经济发展。亚投行当时在全球选聘这一职位时，除了提出需要拥有长年法律工作经验和国际组织经验外，还明确提出，能给出的报酬并不高。

中国要慢慢学会当老大。面对各国对话语权的热情，如何将各成员国划分进各个选区，再按选区产生董事会席位，将是下一阶段面临的挑战。

可见外交切入点非常重要。亚投行随即进入实质筹备阶段，就出资比例、投票权等真问题将开始真刀真枪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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